1971年至今 人類在這45年里停止進步了嗎？
2016-04-19 16:17:24 n
我們生活在一個技術、醫療、科學和社會都不斷進步的黃金時代。瞧瞧我們的電腦！我們的手機！二十年前，互聯網只是適合一群極客們把玩的嘎吱作響的老朽機器。如今，我們不敢想象沒有網絡的生活會是怎樣。我們也即將迎來一個個醫學上的突破，而這些突破就算在僅僅半個世紀前，都還像魔術一樣：克隆器官，修復DNA的干細胞療法。甚至是現在，在一些富有國家，人們的壽命以每天5小時的速度延長。每天5小時！顯然，長生不老什么的，已經不遠了。
普遍認為，21世紀是一個一切都在飛速發展的時期。這種觀點如此主流，以至于誰要是敢質疑它，就似乎顯得簡單粗暴。幾乎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讀到有關癌癥患者看到“新希望”的報道，或是實驗室里的新進展可能帶來新的療法，亦或是我們進入了空間旅行的新時代，超音速噴氣式飛機能在幾小時內繞地球飛行一周。但只要我們稍微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這種對創新規模空前進步的想象不可能完全合理，很多扣人心弦的關于人類進步的報道實際上只是大肆宣揚、推測——甚至是空想。
然而，在曾經的某個年代，推測可以變成現實。但這種情況在40多年前就戛然而止了。從那以后所發生的，只不過是在原有進步的基礎上疊加式的改善。那個真正屬于創新的年代——我稱之為“黃金25年”——大約是從1945年到1971年。在這一時期，幾乎所有定義了現代世界的東西，要么已經形成，要么正在萌芽。避孕藥，電子設備，電腦和互聯網的誕生，核電，電視機，抗生素，太空旅行，民權。
當然還有更多。女權主義，青少年問題，農業的“綠色革命”，非殖民化，流行音樂，大眾航空，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興起，便宜而又安全可靠的汽車，高速鐵路。我們將人類送上了月球，向火星發射了探測器，擊敗了天花，發現了生命的雙螺旋基因。“黃金25年”是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內出現的一個特殊時期，創新發展的速度之驚人，就像是用了賽車燃油和雙鋰晶體混合燃料的引擎。
如今，對進步的定義幾乎完全依賴于信息技術上由消費驅動的、通常平庸乏味的一些改善。在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科文的《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2011）中，他論證道，至少在美國，技術發展已經進入穩定期。的確，今天我們的手機如此強大，但這跟消滅天花或是8小時內飛越大西洋，是無法相提并論的。就如美國技術學家彼得·泰爾說過的，“曾經我們想要能飛的汽車，今天我們得到的只是能輸入140個字母的推特”。
而經濟學家會從財富增長的角度去描述那個了不起的時期。二戰結束后，迎來了25年左右的經濟繁榮，歐美的人均GDP飆升。各大行業巨頭從日本的廢墟中崛起。德國經歷了自己的經濟奇跡。甚至連共產主義世界也富裕起來。這種增長要歸功于戰后政府的大規模刺激政策，以及低油價、人口增長和“冷戰”期間高昂軍費等各種因素的美妙結合。
但與此同時，還有人類聰明才智的井噴和社會的巨大變遷。對這一點的評論較少，可能因為太顯而易見了，或可能被簡單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我們目睹了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如果你是一名生物學家、物理學家或材料科學家，再也不會有比在那個時代工作更幸福的事了。但我們也目睹了社會態度的一些轉變，任何一點點改變都影響深遠。即便在1945年前最開化的社會時期，對于種族、性、女權的態度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十分老朽的了。到了1971年，這些過時的偏見已經處于下風。簡單來說，世界已經變了。
但是我們今天的這些真的算是進步嗎？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吧。抬頭看看天空，你看到的飛機基本上是20世紀60年代飛機的更新版——只不過比洛克希德三星客機噪音更低，所用航空電子設備更好。1971年，一架普通班機從倫敦飛往紐約需要8小時，今天依然需要這么久。而在1971年，曾經有趟航班能在3小時內飛完這條航線；如今，協和式飛機已退役。我們的汽車也比1971年時變得更快、更安全、耗油更少，但并沒有什么范式上的變革。
的確，我們也活得更長了，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并非緣于任何近期的突破。自1970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投入了一千多億美元用于尼克松總統所謂的“抗癌戰”。而全球范圍的投入就更多了，大多數富有國家因擁有資金充裕的癌癥研究機構而感到自豪。盡管投入了這么多億，這場戰爭最終卻淪為一次徹底的失敗。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數據，在1950-2005年期間，美國各種癌癥死亡率僅下降了5%。即便你剔除一些令人混淆的變量，如年齡（更多人活得更久，意味著他們在有生之年總會有機會患癌癥的）、更好的診斷，但赤裸裸的現實就是，對于大多數癌癥，你在2014年患癌癥的幾率相比于1974年而言，并沒有降低多少。而且大多數時候，你所獲得的治療也跟原來差不多。
在過去20年，作為一名科學作家，我寫過許多了不起的醫學進步，如基因療法、克隆器官移植、干細胞療法、壽命延長技術，以及基因組學和個體化治療所承諾的一些附加成果。以上任何一種治療都仍未成為常規性手段。癱瘓病人仍無法走路，盲人仍未重見光明。人類基因組在將近15年前就已被破解（這是“黃金25年”之后的勝利之一），而如今我們仍然在等待那些在當時聲稱“十年之后”就能看見的好處。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治療慢性上癮或癡呆癥。根據我采訪的一位杰出的英國精神病學家所說，精神病藥物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安慰劑不斷改進的歷史”。而且有關人類壽命的一些最新進展，也只不過是讓人們戒煙、健康飲食、喝降壓藥等這類權宜之計。
自“黃金25年”之后就再沒出現過新的“綠色革命”。我們仍然開的是鋼制汽車，燒的是汽油，甚至更糟糕——柴油。自“黃金25年”中在塑料、半導體、新合金和合成材料等方面的進步后，就再沒有新的材料革命。在20世紀早中期令人應接不暇的突破后，物理學似乎就停滯不前（希格斯粒子除外）。弦理論顯然是讓愛因斯坦和量子世界和解的最大希望，但是目前為止，甚至沒有人知道這一理論是否能被驗證。而且距人類上一次登月已經有42年了。
為什么人類停止進步了？而就進步而言，又為何能在二戰的余燼中開始？
一個解釋是，“黃金年代”的出現緣于經濟增長以及二戰帶來的技術上的意外收獲。毋庸置疑的是，戰爭加速了一些可武器化的技術發展和醫學進步。若沒有德裔航空工程師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和他的V-2彈道導彈，阿波羅太空計劃在當時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青霉素、噴氣發動機、甚至核彈，都是在二戰打響之前就已經在研發中了，所以這些是不管怎樣都會有的。
戰爭沖突通常會刺激創新，那么冷戰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沒有冷戰，我們也許永遠到不了月球。但總要有人為一切付出代價。20世紀70年代，隨著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隨后爆發的石油危機，經濟繁榮結束。創新的大好時期也隨之結束。可以說，就這么完了。
而，也不是就這么結束了。上世紀70年代的衰退是暫時的，世界沒用多久就走出了衰退。而且，就世界總產值來說，今天的世界比當時要富有2到3倍。現在要再造一個阿波羅號，再造一個協和號，或再來一場“綠色革命”，錢是綽綽有余的。那么，如果說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的飛速增長促進了創新的發展，那么為何自那以后就再也沒有過呢？
在《大停滯》中，科文認為人類停止了進步是因為“長得較低的果實”都已經被摘完了。這些果實包括開墾荒地、大眾教育，以及技術專家們對19世紀的那些科學突破進一步挖掘的價值。我們所知道的1945-1970年間的進步，也有可能是類似這樣好摘的果子，而要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就很難了。從20世紀30年代的螺旋槳飛機發展到60年代的噴氣式飛機可能相對簡單，而從今天的飛機再往前一步，就相對困難了。
但是歷史表明，這種解釋是異想天開。在歷史中科技快速發展的時期，常常容易進入一種停滯不前的穩定期，只等著某個新發現將舊有的體系完全推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1900年，開爾文勛爵聲稱物理學已經基本上到頭了，而幾年后愛因斯坦就徹底證明他是錯的。還有就是在20世紀開端，當人類還沒弄明白如何開發出有動力裝置的、但又比空氣重的飛行器，且各方理論仍在相互掙扎時，懷特兄弟已經勝利了（當時沒人預料到）。
這么說來，缺錢就不是創新停滯的理由了。而我們的錢怎么花的，可能才是根結所在。資本主義曾經是進步的巨大引擎。在18-19世紀，是資本主義為我們造出了道路、鐵路、蒸汽機和電報（可看作又一個黃金年代）。資本推動了工業革命。
如今，財富集中于一小撮精英手中。瑞士信貸今年10月的一項報告發現，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而這是有后果的。首先，比起19世紀的慈善黃金年代來說，今天有更多需要超富階層花錢的地方。在今天，存在于“富人星球”的超級游輪、跑車、私人飛機和其他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在卡耐基那一代人中根本不存在；盡管這些也的確是不錯的享受，但不必要的物質奢侈并沒有對人類知識的進步帶來什么益處。并且，就像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書《資本》(Capital, 2014)中所指出，如今錢生錢的力量，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當人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坐享巨額財富積累時，就沒多少動力去投資真正的創新了。
在黃金25年，世界經濟強國中的不平等現象正在顯著減少。在英國，這一趨勢幾年后就開始趨平，在1977年達到歷史低點。是否可能因為平等和創新之間有一些關聯？下面我們就來簡要分析一下這種可能。
成功的定義已經逐漸變成一個人能在短時間內創造的財富，這樣一來，進步的定義也不再是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讓事物盡可能快地過時，然后將迭代過程中最新的手機、汽車、操作系統賣到心甘情愿花錢嘗鮮的市場。
特別是當股價幾乎完全依賴于增長（而不是市場份額或利潤），產品與生俱來的過時性成為創新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半個世紀前，電話、電視機、汽車的制造者之所以得以成功，是通過制造出顧客知道（或至少相信）能用很多年的產品。如今沒有智能手機制造商會遵循這個標準；新的理想狀態是讓你的產品過時得越快越好。所以說，iPhone6的目的不是為了比iPhone5更好，而是讓那些追求前沿的人買一個新的iPhone（并因此自我感覺良好）。在一個非常不平等的社會，渴望變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一種新形勢，而荒謬的結果卻是，真正的創新不同于它的營銷代理，是受到阻礙的。在上世紀60年代，風投們非常愿意冒險，特別是對于新興的電子科技。而現在他們變得更為保守了，只投資那些能對過往發展提供增量改進的創業企業。
但創新的停滯遠不只因為不平等和資本的失敗。
在黃金25年，我們目睹了在研究和創新上的公共支出迅速增長。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納稅人代替了19世紀偉大的風投家們。所以我們會發現這一階段的幾乎所有進步要么來源于稅收支撐的大學，要么來源于民眾運動。第一批電子計算機不是產于IBM的實驗室，而是來自曼徹斯特和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些大學。（就算是19世紀查爾斯·巴貝奇發明的分析機也是由英國政府直接資助的。）早期互聯網產生于加州大學，而非貝爾公司或施樂公司。再之后，萬維網不是興起于蘋果或微軟公司，而是產生于一個徹頭徹尾的公共機構——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簡而言之，在醫藥、材料、航空和太空飛行等方面的巨大進步幾乎都是由公共投資支撐的。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就一直有一種設想，認為私營部門是最適合創新的地方。
過去40年的歷史可能會讓人對這一設想有所懷疑。然而我們也不能把創造力發展的停滯就歸罪于公共資金投入的減少。自黃金25年之末，總體上來看，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已經真正地或相對地增加了在研發上面的財政稅收支出。那么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使得這些已經增長的投資沒有產生更多的效益。
缺失的那塊拼圖是否可能是我們對待風險的態度呢？話說，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獲。黃金25年的很多成就在今天都是不可能被嘗試的。由一場世界范圍的疫苗運動開始的人類與天花的對抗，可能導致了幾千人死亡，盡管同時也拯救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新藥被迅速推向市場。并不是所有藥都有效，其中一些（如，薩力多胺）還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但是總體結果卻是一次醫學上的繁榮，并為幾百萬人帶來了福利。今天，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美國，一種新藥獲得批準所需的時間，從上世紀60年代的8年之內，增加到90年代的將近13年。許多前景不錯的新療法現在需要20年或更久才得以投入市場。英國的一些醫療慈善機構和研究機構指責由歐盟主導的臨床規定，說這些規定“扼殺了醫學進步”。毫不夸張地說，在讓醫學變得更好的征途上，每天都有人因無法得到治療而死去。
對其他領域而言，規避風險成為擋在面前的一座大山。1992年，瑞士遺傳工程學家印戈·珀特里庫斯（Ingo Potrykus）發明了一種大米，這種大米的谷粒而不是葉子，含有大量維生素A。在發展中國家，維生素A的缺乏每年導致數以十萬計的人失明或死亡。然而，由于反中央政府撥款的原教旨主義者在有充足資金支持的情況下發動了一場散播恐懼情緒的運動，使得世界沒能看到這種大米的發明所帶來的好處。
在能源領域，民用核技術的發展由于一系列引發全球關注的“災難”而變得步履維艱，其中包括三哩島核泄漏事故（無人傷亡）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數十人喪生）。這些事故使得全世界中止了一切核能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若沒被中止，那今天我們就可能有安全、低成本、低碳的能源了。而氣候變化的危機，盡管可能導致數百萬人喪生，卻是我們為40年來的風險規避所付出的代價。
幾乎可以肯定，像阿波羅那樣的項目不可能發生在當今世界了。這并不是因為人們已經對飛往月球不感興趣了，而是因為其中的風險——只要有百分之幾的可能宇航員會犧牲——都是不可接受的。波音公司在開發747的時候冒了巨大的風險，而波音747在上世紀60年代在五年內從圖紙變為現實。它在現代的對等物——空客A380（只是比波音747稍大、稍慢），第一次試飛是在2005年，這已經是項目批準后的15年了。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在50年前是普遍受人尊重的，那時人們還記得在青霉素、疫苗、現代牙醫學、負擔得起的汽車和電視出現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現在，人們變得缺乏信任和多疑——我們只不過忘記了黃金25年之前的世界有多可怕。
至于戰后社會態度發生的巨大轉移，風險也在其中起了作用。那時的人們，通常是年輕人，已準備好去承擔巨大的、可能是身體上的風險，去更正戰前世界的錯誤。最早的民權運動者和反戰者都面臨著催淚彈或更嚴重的威脅。上世紀60年代，女權主義者面臨著社會的嘲弄、媒體的贊許和敵對者的暴力。如今，映射著技術領域漸進的改變，社會進步常常一不小心陷入政治正確的死胡同。學生團體過去常常是不滿、甚至革命的溫床；而今天這群無比聽話的年輕人更樂意去斟詞酌句以免出格，或是將有違主流觀點的爭論扼殺于襁褓。40年前，蓬勃發展的媒體能充分體現言論自由，任何人就算對一朵花表示不滿也無可厚非。而今天的社交媒體盡管披著民主的外衣，卻似乎在強化一種膽怯拘束的言論風氣，并鼓勵群體思維。
但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嗎？就算是技術進步不再那么白熱化，而是稍微降溫，那又怎樣呢？總的來說，世界變得比曾經任何時候都更安全、更健康、更富有、更美好。近現代史略顯陰沉，更遠的歷史就幾乎是令人厭惡的了。正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一些人所認為，早在黃金25年之前很久，大多數社會的暴力程度都一直在減小，而且在黃金25年之后也一直在減弱。
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民權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同性婚姻在全世界逐漸合法化，任何老舊的種族主義思想都會遭到嫌惡。2014年的世界比1971年的世界更好了。
而且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也目睹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技術成就。現代互聯網是一個奇跡，在很多方面都比阿波羅號更加令人贊嘆。或許我們失去了協和號，但是你飛越大西洋只需要花費幾天的工資——真是不可思議。科幻小說對未來的暢想通常包含看似不可實現的宇宙飛船和飛行汽車，但就算在《銀翼殺手》里2019年的洛杉磯，戴克也得從電話亭給瑞秋打電話。
不過今天的世界本可以變得更好。如果人類進步的速度從未減緩的話，我們本可以在今天就有能力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清潔的核能可能已經終結了氣候變化的威脅，遺傳學的高明技術可能將廉價的健康食品送到了上億底層人民的手中，癌癥可能已經被人類所遏制。別再想著去月球開發居住地了。如果黃金25年能變成今天的“黃金世紀”的話，或許你手機里的電池不止撐上一天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