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誕生記
2016-08-08 21:16:24 n1960年11月5日凌晨，酒泉發射場，夜空如洗，明月高掛，繁星滿天。“天氣真好！”一夜未眠的徐蘭如心情愈發激動，由他親手簽發“準生證”（出廠合格證）的我國仿制的第一枚導彈——“1059”導彈首飛前的準備時間已經不多了。
9點02分，一聲轟鳴刺破戈壁的寧靜。“1059”噴著火焰從發射臺緩緩升起，越飛越快，消失在天際中。
約8分鐘后，成功命中目標的消息傳來，發射場的人們歡呼雀躍。聶榮臻元帥在當晚的慶功宴上舉杯致賀：“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 枚導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以及解放軍指戰員辛勤勞動的結果，也是我軍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059”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它的仿制成功標志著中國在掌握導彈技術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一步，為后續航天型號的研制奠定了人才、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基礎。東風破曉，氣貫長虹，中國航天事業自此迎來了嶄新天地。
為紀念中國航天事業創建60周年，回眸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中國航天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參加“1059”導彈仿制工作的親歷者，從他們的講述中重溫中國航天事業開拓者經歷的那段艱苦歲月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探尋航天精神的動人力量……
這些采訪對象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已年近百歲，他們的珍貴記憶是中國航天的寶貴財富。讓我們跟隨他們的講述，回望那段塵封已久卻值得永遠銘記的時光……
記者：您覺得“1059”仿制成功的意義何在？
辜仲華（85 歲）：為航天事業后續發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中蘇人民之間的感情還是很深的，我感覺沒有專家的援助，“1059”的仿制工作起碼要推遲兩到三年，他們作出的貢獻不可埋沒。
記者：作為航天事業開拓者，撫今追昔，您對年輕的航天一輩想說些什么？
徐蘭如（98 歲）：現在中國航天的發展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好得多，讓我們國家揚眉吐氣了，對年輕一代航天人，我想送他們八個字，繼往開來，后生可敬！
大干“1059”
1957年10月，中蘇簽署《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蘇方承諾在核武器和導彈方面給予中國幫助。
盡管蘇聯沒有答應中國提出的幫助仿制P-5導彈的請求，只同意幫助仿制射程較近的P-2導彈，但新中國的導彈夢已經曙光初現了。
1956年12月29日，任新民（前排右二）在蘇聯援助的P-1導彈實物交接協議上簽字
1957年12月，兩枚蘇制P-2導彈連同地面設備經滿洲里口岸，秘密運抵中國。當時的中國人見過導彈實物的屈指可數，徐蘭如是其中之一。
1944年，徐蘭如赴美國學習兵工技術時，參觀了德國的V2導彈和火箭彈。
1956年，錢學森授命組建國防部五院時專門向聶榮臻打報告，請求調用42名技術骨干，徐蘭如與屠守鍔、謝光選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8年1月，國防部五院一分院提出了1958年研制工作要點，要求全體人員學習掌握P-2導彈資料，做好仿制生產的一切準備工作。
當時制定的目標是，在1959年9月前完成仿制任務，爭取在10月國慶節期間試射，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這也是導彈的代號定為“1059”的原因。
1958年6月，蘇聯提供的第一批P-2導彈設計資料，共計542箱運抵一分院，翻譯和描圖工作隨即展開。
一部主要負責彈體結構部分的圖紙資料。為了搶時間，上級要求在1個月內完成此項工作。
當時一部除了陳耀海、曹亞如兩位專門學習機械測繪的制圖員外，其他崗位的同志也一齊上陣。
陳耀海回憶，最緊張的時候一天只能休息一兩個小時，困了就趴在桌上瞇一會。
蘇聯專家來了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蘇聯派出的專家陸續來華。27歲的211廠工藝人員辜仲華被安排跟隨焊接專家彼廖夫學習。這位專家早年曾參加過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的對日作戰，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他把妻子、女兒也帶到中國，準備傾力幫助中國早日仿制出導彈。
辜仲華經常去彼廖夫在馬神廟的家中做客、請教問題，“那時候單身，主要就是想多學習一些，多提高自己”。
位于北京南苑的211廠4號廠房，曾是“1059”生產的關鍵場地。前不久的一天，辜仲華帶領記者重訪這里，憑借記憶找到二層的一間辦公室，“彼廖夫專家以前就在這里工作”。
1991年，辜仲華（左一）與當年來華的蘇聯專家彼廖夫（前排中間）重逢，圖為彼廖夫家中
后來擔任211廠副總工程師的辜仲華回憶，“專家手把手地教工人焊接是常有的事”。
在蘇聯專家的精心指導下，200多名修飛機的鉚工、80多名工藝工裝設計人員改學高溫釬焊、氬弧焊等焊接技術，變身為制造導彈的焊工。后來這批人都成為廠里的技術骨干。
當時在一部結構設計室工作的陸友人記得，由于大家想了解的問題很多，室里每周專門安排一天請專家解答大家的問題。
有一次，25歲的陸友人問年紀較輕的蘇聯專家查魯賓一個有關尾段殼體上中間框的設計問題。當時來華的蘇聯專家大都是從事制造、工藝工作的，查魯賓可能一時也沒有想明白如何回答，就對翻譯楊靖濤笑著打岔說：“你看，他頭上都有白頭發了。”
在一部綜合試驗室工作的魏其勇說，盡管剛開始的時候受到蘇聯政府的很多限制，但這些專家們“都很好”，為中國航天人盡快摸透仿制要領提供了無私的指導和幫助。
辜仲華還透露了一個插曲，早在蘇聯專家來華之前，一些工人受“大躍進”風潮的影響，用造飛機的鉚接方法依葫蘆畫瓢造出了導彈的尾段，結果專家來了看都沒看一眼，因為根本不能用。
后來，聶榮臻元帥等領導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諄諄告誡大家，要學會走路，然后再學跑步，像爬樓梯一樣，爬完了第一層，才能爬第二層。
仿制的目的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制中把技術吃透，才能夠獨創。
大院里的“長明燈”
由于是零基礎起步，需要補的課太多，“1059”仿制面臨設計、工藝、材料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實現1959年10月首飛的目標已經不可能實現。上級及時調整計劃，要求實事求是，穩扎穩打地推進仿制工作。
1959年12月，一分院黨委號召全院職工大戰50天，向1960年的春節獻禮。211廠全廠掀起了生產高潮，一部黨委也要求結構設計室的設計員下到車間去、下到工段去，與工人、工藝人員一起參加大會戰。
為了加強設計和生產之間的協調，及時處理問題，時任一部副主任的徐蘭如又被委任了211廠副總工程師的職務，并且在總工程師不在時代理其職責。設計方面和生產方面的工作“一肩挑”，讓徐蘭如忙得不可開交。
各類處理超差、代料的文件都需要他把關簽署，徐蘭如索性找人做了個木質名章，加快工作效率。
車間里更是熱火朝天，設計人員和工人、工藝人員不分白天黑夜，24小時連軸轉，很多人吃在車間、睡在車間，幾天幾夜不回家。
魏其勇回憶幾十年前的場景，說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院里的“長明燈”。
每到晚上12點，各單位負責人都要深入辦公室和車間，催促職工回去休息。211廠職工顧大明甚至等到巡查的領導離開后，悄悄返回崗位繼續工作。
“沒有人考慮個人休息時間和金錢報酬，只想著早日把導彈仿制成功。”辜仲華說，那個時候，提前完成任務，超額完成任務，保質保量完成任務，是每個人的追求，“工作做得不好就會感覺臉上無光”。
會戰的時候，陸友人和同事們就住在工廠的一間辦公室里，地上鋪一層稻草，放上幾條毯子。到了最緊張的關頭，單位還給所有參加加班的職工免費提供加班餐，送到工作現場。提起這項“福利”，很多老同志都心懷感激。
中國的“爭氣彈”
正當“1059”仿制進入決戰階段時，由于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了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并中斷了一切資料和器材設備的供應。有人放言，離開了蘇聯的幫助，導彈部件就是一堆廢銅爛鐵。
“老大哥”走了，反而更加促使中國航天人憋足勁，一定要打好這枚“爭氣彈”。
今年已經98歲的徐蘭如在回憶錄中說，“赫魯曉夫撤走專家，對仿制工作確實造成了一些困難，不過，對我們也有好處。中國人自己的創造力得以充分發揮，一些蘇方不合理的甚至錯誤的‘規矩’得以改進，我們可以自己動腦、自己動手、自己創新。”
導彈起豎吊裝
比如，在選擇發動機試車用的推進劑時，蘇聯專家說中國生產的液氧含可燃物質較多，使用中可能會引發爆炸，酒精純度也不夠，非要中方從蘇聯進口，可液氧從西伯利亞千里跋涉運到中國，在路上就要蒸發掉一大半。
“1059”總設計師、一部主任梁守槃經過仔細分析發現，蘇聯專家把液氧中雜質的氣態容積當作液態容積來考慮，兩者相差一千倍，再說，雜質是分散分布的，使用時不可能聚在一起發生爆炸。后來，“1059”首飛時就是用的國產推進劑，證明蘇聯專家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或許是出于“留一手”的考慮，蘇聯運來的資料中“缺少”關鍵的發動機試車臺及試車規程方面的資料，“1059”發動機總設計師任新民帶領團隊發憤圖強、廢寢忘食，用兩個月編制出了試車臺設計任務書。
1960年3月，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導彈發動機試車臺竣工驗收，隨后成功進行了發動機點火試驗。
準備發射的1059導彈
為了爭取時間，同時也受制于生產條件，“1059”的許多部件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工廠協作生產的。航天檔案館珍藏了一幅“1059”器材供應分布圖，那時，全國約有30多個省（區市）、1400多個單位直接和間接參與了仿制工作。
在這張全國協作網上，主要的承制廠就有60多家，遍及東南西北各地，涉及航空、電子、兵器、冶金、建材、輕工、紡織等多個領域。
1960年8月12日，五院一分院的最后3名蘇聯專家奉調回國。14日，時任五院副院長的王秉璋、王諍去北戴河向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聶榮臻匯報工作。
聶榮臻說，中國人民是聰明的，并不比別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國自己的專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導彈。他還說，“1059”不要忙著在“十—”試射，應當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后再試射。
1960年10月23日，裝載著準備進行首飛試驗的“1059”導彈及全體參試人員的專列離開北京奔赴酒泉發射場，于是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